品读邵培仁教授的传播理论三部曲——《华夏传播理论》《亚洲传播理论》《全球传播愿景》，可以发现作品充分展现出中国式传播学的高远与厚重。这三部著作，立足中国，面向亚洲，放眼全球，具有内在的逻辑贯通性和整体统一性，体现出邵培仁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以来对传播学本土化所进行的创新探索，在国际传播研究中的战略前瞻，在传播学中国学派建构及学术传承中的承前启后。邵培仁传播理论三部曲，体现了他本人所推崇的“三向结合”的研究取向，在时间之纵向，在空间之横向，在理论实践结合之竖向，做到有机融合，整体互动，勾画出中国式传播学的绿色生态景观，给中国式传播学研究创新以有益启迪。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行中国式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摆在中国传播学者面前的学术挑战。笔者在仔细翻阅和用心品读邵培仁教授近年出版的传播理论三部曲《华夏传播理论》《亚洲传播理论》和《全球传播愿景》之后，发觉这位年届七旬、依然孜孜不倦地耕耘在我国传播学学术热土之上的学界前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三部著作在充分展现中国式传播学之厚重度和高远度上，每一部都堪称精品力作，而且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贯通性和整体统一性，体现出邵培仁教授立足中国、面向亚洲、放眼全球的研究路径和探寻步履。
华夏、亚洲与全球：传播理论三部曲的核心内容与研究视野
从邵培仁教授传播理论三部曲中抽取三个名词：华夏、亚洲和全球，这就构成了传播学理论研究展开的三大地理范畴（同时也是历史范畴）。从华夏本土，拓展到亚洲，进而再放眼全球，这是一个眼界由内而外、逐步开阔远大的过程。邵培仁教授在这方面论文的发表最先是华夏传播研究，但著作出版的时序，其实是《亚洲传播理论》（2017）最先出版，其次是《华夏传播理论》（2020），最后出版的是《全球传播愿景》（2022）。这也说明，在每一部著作的框架里，都有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文化根基与国际视野，都有古今通览、中西合璧、中外融通的学术功底与写作笔法。为了方便，笔者还是以著作的出版时间为序加以研读和品鉴。
（一）东方模式：《亚洲传播理论》的内容框架与关键地位
追根溯源，《亚洲传播理论》出版的一个学术缘起是在2008年浙江大学举办、邵培仁教授组织并主持的“亚洲主张：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界”博士论坛。《中国传媒报告》在2009年第一、二期设立专栏将论坛中的重要论文予以刊载，浙江大学传播研究团队成员陆续在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邵培仁教授在《中国传媒报告》2009年第1期卷首语中写道：“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视角、亚洲思维甚至于亚洲主义和亚洲中心等亚洲学术主张不是一个空洞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不是地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绪发作，而是建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集中了人类传播学研究精华的‘整体传播学’的客观需要。”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亚洲传播理论的研究从其出发点来看，就是着眼于国际传播研究的需要而从亚洲这一区域起步，其目的是挖掘“全球传播中的亚洲意识及其核心价值”，而这正是《亚洲传播理论》第一章的研究主题。
作为邵培仁教授在2013年主持的浙江大学教育部创新研究重点基地项目“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亚洲主张”的成果，《亚洲传播理论》二十章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上编六章主要是思想基础；中编七章主要是理论对话；下编七章主要是媒体实践。邵培仁教授在书中试图打通从国际到亚洲再到中国、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经络运行，从底层的思想基础上挖掘亚洲主张的国际价值内涵，凸显出其独特的文化意味以及对传播理论的贡献，加强亚洲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对话交流，以及亚洲内部各国各区域的交流交往，甚至认为“亚洲传播研究就是一种本土化传播研究，”从而挖掘亚洲本土传播理论的真正价值。这一方面是以中华文化为起点的向近邻亚洲诸国诸领域的积极探寻，另一方面又是在全球视野下对亚洲传播乃至华夏本土传播的一种反身探查。由此，亚洲就成为介乎华夏与全球的一个中介与桥梁。因此，《亚洲传播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夏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两部著作的一个关键枢纽。
（二）中国观念：《华夏传播理论》的内容框架与本土根源
《华夏传播理论》为邵培仁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华夏传播观念研究”（16FXW002）和浙江省社科规划立项课题“华夏传播理论研究：新视野、新思维、新路径”（13NDJC169YB）的成果。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还可以联系到浙江大学在2009年举办、邵培仁教授组织并主持的“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径路”博士论坛及浙江大学在2011年举办的“华夏传播理论的生态学视野”博士论坛，这两个论坛都将研究的立足点落在了中国本土化传播研究上。如果再进一步追溯，杜骏飞（1992）在《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略论邵培仁同志传播学研究实绩》中就特别指出在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三人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中看到邵培仁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些初期的努力。邵培仁在1999年还专门撰文对20年来两岸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长远的前瞻。可见，对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其实一直贯通于邵培仁教授的学术之路。
在此基础上，再品读《华夏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到该书其实是在继承延续邵培仁教授以往的多层面多领域探索之外，聚焦在“华夏传播观念”层面的理论探索。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华夏传播观念”的研究方法论，也就是上编“他山之石：理论建构的知识论”；二是“华夏传播观念”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下编“本土之路：概念化与命题化实践”。观念在行动中居于统领地位，在传播中居于灵魂位置，因此，华夏传播理论研究从观念角度入手，就抓住了问题的肯綮与玄妙所在。全书的一个基础篇章其实是聚气于第四章“寻找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全书的内容建立在华夏传播观念的基础之上。此前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讨论的是如何进行华夏传播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问题；此后的第五章到第十章讨论的是从华夏传播观念到概念，再到多个层面的理论建构的具体内容，包括接受观、交往观、辩证观等核心理论模块；最后的第十一章则是整部书的结语和总结。
总体来看，该书在华夏传播理论创建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这些贡献的取得，关键在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融合淬炼，对本土文化根源及其精华的寻幽揽胜、探骊得珠。
（三）天下情怀：《全球传播愿景》的内容框架与前瞻战略
《全球传播愿景》在《后记》中标注该书是邵培仁主持的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专项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18MYZX02YB）成果之一，是邵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18BXW062）成果之一。这表明该著作缘起于邵培仁和邵鹏各自主持项目的合作研究工作。这部著作整体话题及关键思想的主要研究缘起，在笔者看来应该来自邵培仁教授于2016年底在苏州召开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对全球与本土关系话题的探讨和2017年初他对“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传媒发展”问题的研究预判。他犀利地指出“一带一路”等国家主导叙事“不仅激活了新的媒介地理想象，并且正演变为颇具代表性的世界主义话语，预示中国国际传播顶层决策正在不断调试、探索新的路径和面向。”这个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的主体部分成为《全球传播愿景》一书中的第二章“新世界主义：全球传播的新视野、新视维与新进路”的核心内容。
如果以这章内容为关键篇章看《全球传播愿景》的内容框架，在此章的前一章，其实是整部书的一个问题背景和前景展望。其后的七章内容则是进一步从多个维度展开对新世界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从而构成了整部书的上编。上编主要是纵论新世界主义的思想理念，主要论及理念流变、超越性构想、全球议题、对外传播战略、国际传播战略选择与行动方案、媒介尺度与传播张力、共演共进图景等，内容非常丰厚，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多维“真面目”。中编一共有七章，聚焦文化与话语的维度，主要论及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倡议、新闻生产、中亚安全话语体系、中亚国际传播议题、网络安全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等，呈现出新世界主义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下编一共有三章，则是在前述研究基础的一个总结和综论，主要归纳为“整体全球化”模式下的“人类整体传播学”研究。上中下三编至此形成一个整体，构建起一个逐渐清晰且日渐宏大的全球传播愿景，在这个愿景之下实际完成的是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体系。
《全球传播愿景》的内容框架和理论体系，展示出一种胸怀天下的广阔视野，显现出一种深邃犀利的历史目光，表达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战略前瞻。这完全得益于邵培仁和邵鹏及其团队在前面相关的亚洲传播理论、华夏传播理论建构当中所做的理论铺垫和扎实的学术积累，厚积薄发，声传世界。
从模型化的角度看，邵培仁教授的传播理论三部曲恰如三个理论知识圈层，其中《全球传播愿景》居于最外圈，《亚洲传播理论》居于中间圈，《华夏传播理论》居于最内圈。在《华夏传播理论》圈内，华夏传播观念指导或引领着人们的接受、交往、论辩及价值传扬等行为，进而产生相应的实践结果。作者在研究华夏传播观念之际，运用西方认识论对本土传播现象加以解释，建构起一套完备的华夏传播理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华人本土经验及理论。华夏传播理论知识，可渗透应用到亚洲媒介实践的各个方面，从而能参与亚洲不同国家、民族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同样也可以渗透应用到全球传播的各种文化与话语实践的诸多领域。在《亚洲传播理论》圈内，亚洲内部的理论对话必然包括华人本土经验，这部分与内圈的《华夏传播理论》能互相渗透应用理论知识。《华夏传播理论》内容模块实际上也应该被包含于亚洲传播理论体系之内，从而也都属于全球传播的理论实践。所以，这部分理论知识又可以纳入“新世界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网络之中。这样看来，这三部著作的内容就在全球媒介传播的地理尺度范围内套叠在一起，纳入到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之中，从而便于我们理解其理论知识架构的内在联系。
本来、外来与未来：传播理论三部曲的学术资源与智慧想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从获得学术资源的源头来考察，邵培仁教授传播理论三部曲可以说是做到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这三项要求。
（一）不忘本来：从中华文化资源中广征博引、深挖瑰宝
《华夏传播理论》思想观念材料的一个源头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以第四章“寻找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为例，该章梳理了十对传播的基本观念，它们既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范畴，又是中国人日常传播行为和行动的“释义系统”。它们分别是：阴-阳、和-合、交-通、感-应、中-正、时-位、名-实、言-行、心-受、易-简。这十对单字词观念，每一对都来源于多种中国古代典籍，例如，阴与阳，在《周易·系辞上》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老子》中则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荀子·礼论》则是“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除了引用大量中国古典文献之外，《华夏传播理论》在论证之中，还广泛引用本土学者的成果，如成中英、杜维明、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徐观复、许倬云、李泽厚等华人学者。《亚洲传播理论》同样引用和挖掘了中华文化资源瑰宝和中国智慧，例如，亚洲价值观中的“和谐、和睦、稳定、忠诚、孝道、守纪、服从、关系、储蓄、教子、勤俭、实用”等核心词的提炼，其实就有对包括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在内的亚洲价值的整合提炼。《全球传播愿景》在追踪构建新世界主义的中国思想根源时，寻访到各种中华文化典籍中出现“天下”一词的数量和思想意义，其中，《墨子》中“天下”出现了507次，《道德经》中则出现了60次，《论语》中出现了23次；墨子有“天下兼爱”思想，儒家抱持“天下大同”思想，道家《老子》有“以天下观天下”,法家《商君书·修权篇》有“为天下治天下”，《公羊传》有“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易传》有“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等等。可见，这三部著作都能从中国文化资源中获得思想火花与学术灵感，应用到整个著作的精彩论证当中。
（二）吸收外来：从世界学术成果中汲取营养、交流对话
《华夏传播理论》这部聚焦本土传播学理论创新的著作，不仅善于从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史哲大师那里挖掘传播观念、传播思想等理论资源加以化用，还大量引用了外国学者的成果，例如，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凯瑞德《作为文化的传播》、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等成果，在其参考文献当中，引用中译的奥、德、法、美、意、英、丹麦、瑞士、希腊等国著作70多种和近20种原版英文文献。这些文献说明即便是在华夏传播理论的建构过程之中，作者还积极地“吸收外来”经典和优秀的文化资源。同样，《亚洲传播理论》更是能充分做到“吸收外来”，在其参考文献当中，不仅大量引用中译的外国论著，而且引用原版外文文献368种。《全球传播愿景》更是非常广泛地充分吸收外来学者的成果著述，代表性的有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等。这么多外来成果汇聚在一起，成为邵培仁教授传播理论三部曲汲取的学术营养库，奠定其著述与世界学术界深入对话的基础。
（三）面向未来：从人类共同经验中把握趋势、展望美好
除了上述“不忘本来”和“吸收外来”的特点之外，邵培仁教授传播理论三部曲，还展示出作者“面向未来”的深刻思考与学术探寻。在《华夏传播理论》前言“传播精灵：人类传播断想”中，作者感叹“当我们重温古人的思想时，其思维睿智和价值关切令现代人肃然起敬”，这是作者与古人的思想对话和精神交流，但同时作者也联想到“古人不仅思考着和我们的一样的问题，甚至提出了我们无法提出的重大问题”，则是一种将古今结合纵贯到未来的深远思维。作者写道：“通过传播之网，人类认识世界，关爱同胞，追求理想；通过传播之网，人类创造智慧，体会尊严，把握命运；通过传播之网，人类回忆过去，感受现在，期待未来。”可见，作者之所以要从古代华夏文明攫取智慧之源，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未来。
《亚洲传播理论》在全书的论述当中不乏对未来的展望与思考。例如，第五章“亚洲主义：国际传播的战略构想与发展机遇”提出了六个问题。例如，最后那个问题是“中国作为亚洲国家，如何基于其东方价值，向国际社会（包括西方世界）传递自己的声音并获得理解、认可和有效影响乃至积极回应呢？”这个问题就包含着面向未来的深刻思考和积极发问。类似地，在第十二章“他者镜像：国际传播学会的亚洲元素”之第三节“亚洲视角的未来展望”，第十三章“地缘竞合：美国“新亚洲地缘”战略与中国对外传播”之第三节“中美地缘关系与传播策略展望”都是对面向未来的思考与研究。前者提出了六条围绕亚洲视角的结论判断，最终提出其“突破口在于亚洲传播理论的研究与建构”；后者提出了三条面向未来的传播策略，例如“注重跨学科合作”“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扩大对亚洲传媒文化的传播策略研究”。《亚洲传播理论》一书在绪论部分提出的亚洲传播研究的任务，指出这“将有利于重新确认亚洲研究中的中国地位，同时也将有利于恢复亚洲之于中国的本来意义”。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亚洲传播研究规划或愿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多年前作者对未来的思考，依然非常恰切和到位，未来能取得的真实成果有赖于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科学规划和切实执行。
《全球传播愿景》从该著作的标题看，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传播理论建构。在该书绪论当中，作者列出了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建构与研究的8个方面，简要概述有：1.时间层面；2.空间层面；3.文化层面；4.利益层面；5.规则层面；6.话语体系；7.传播结构和机制；8.最终建成全球信息传播命运共同体。全书最为集中呈现出其对未来发展着力探寻的一章，正是第一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全球传播新秩序的中国愿景”。在这一章中，作者分析了“全球传播新秩序建构的中国机遇”，中国应该把握住“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的战略机遇期”，为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样，作者在该章结语部分就能欣慰地展示“建成美好的传播世界”的愿景，“不仅可以为中国软实力传播提供重要保证，为中国媒体的海外布局和国际话语权争夺提供制度性参照体系，而且可以逐步消除全球传播中不平衡、不平等以及信息鸿沟和数字鸿沟现象，最终建成更加公平、合理、美好的传播世界。”
综上所述，本来、外来与未来的三个面向，其实都蕴含着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和人类智慧想象。邵培仁教授传播理论三部曲在研究与写作中，能够吸收丰厚的本土资源及外部世界的学术营养，从而展示出枝繁叶茂的创新学术成果，最终必然能让后辈学者得到温润且深刻的心灵启迪与精神滋养。
传习、传承与传扬：传播理论三部曲的学派建构与学术自信
2022年6月，邵鹏、邵培仁主编《全球传播愿景》出版，标志着传播理论三部曲的形成。由此，对比七年之前，即2015年邵培仁教授完成媒介理论三部曲，笔者发现两者有双璧辉映、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曾撰写评论文章，分析媒介理论三部曲“总体的内在逻辑脉络、理论内涵与学术生产模式，剖析三部著作的不同定位与价值特色，并从学术研究的集团协同和领军方略层面论证一个传播学学派崛起的学术之道，展示一种豪迈奋进、冲锋向前的学术精神。”笔者在今天发现其中关于学术研究集团协同和领军方略的论述及结论在传播理论三部曲上面也完全成立。2017年，笔者还曾探讨“传播学中国学派生成的条件、路径与机遇”，五年之后，借传播理论三部曲煌煌大成之际，笔者在此再对传播学中国学派构建之中师生间的功夫传习、精神传承与声誉传扬略做论述。
（一）传习功夫：在学术磨砺中练真功夫、得真领悟
《华夏传播理论》由邵培仁和姚锦云师徒二人紧密合作完成。2016年，姚锦云在一篇文章中坦陈自己在邵培仁教授指导下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进行学术研究的个人体会，在他迷茫、寻路之际，导师明确要求他告别广告学，着手研究中国古代传播。没想到导师引领的学术方向非常适合他，让他在“浙大找回了自己”，增强了学术自信。“以前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差，但自从会读会写了以后，也变得会‘说’了。”这表明姚锦云在导师邵培仁的指导下，通过学术训练、研究与写作，提升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研究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果，得到了真正的学术领悟。
在《媒介理论前沿》（2009）后记中，邵培仁教授在简要介绍该著作的学术生产过程时说：“本书任何一章的研究与写作，都蕴含着集体的劳动和智慧，因为学术团队每次的学术午餐、学术沙龙和小型聚会，都是大家报告国际国内学术前沿信息、奉献个人智慧、展示个人才华、探讨研究思路的机会和平台，特别是传播学专业博士生对50种新闻传播类SSCI国际顶级学术刊物每人五种的定向跟踪与报告、硕士生对其中一种的追踪与分析，还有博士生开题报告前有目的地针对英语国家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博士论文写作的调查、分析与研讨，都让包括导师在内的所有成员受益匪浅。”据笔者所知，《亚洲传播理论》（2017）和《全球传播愿景》（2022）中有若干篇章最初酝酿、写作和《媒介理论前沿》（2009）、《媒介理论前瞻》（2012）、《媒介理论前线》（2015）的若干篇章的酝酿、写作过程相似。可以说，邵培仁教授在培养后辈人才方面的做法是持之以恒和行之有效的。他在指导、率领研究生团队学习研究的同时，一方面完成了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锻炼了人才，把一批批学术新手和初学者，变成一个个具有一定功力、定力和战斗力的学术能手。这些厚实的著作本身，都可以视为培育学术后辈的一次次淬炼之后所凝结的学术结晶。
（二）传承精神：在创新场域中承前启后、推陈出新
邵培仁教授在《亚洲传播理论》后记中，列出了全书的所有贡献者名字及工作分工协作的情况。这是一支中外联合合作的团队，既有本校学者和其他国内高校学者的加入，也有亚洲学者、美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从而形成一个传播理论创新的多元学术场域。这部著作的完成还有赖于《中国传媒报告》及英文杂志“China Media Research”等学术发表平台和相关学会会议的支持，它们构成一个个极具吸引力的学术交流平台，学者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充分交流和创新思考，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传承学术精神，形塑学派学脉。邵鹏、邵培仁教授在《全球传播愿景》后记中，同样列出了全书的贡献者名字及工作分工协作的情况。
在上述两部著作的学术团队中不仅有多位教授、博士生导师是邵培仁教授的弟子，而且也有弟子的弟子参与到其中的情况。这说明邵培仁教授率领的浙江传播学学派不仅奋发崛起，而且后续有人，人才辈出，能够堪当重任。魏格豪斯曾经在讨论法兰克福学派时，确定了学派构成的五个特征，这些特征条件可以视为构成一个学派的核心要素：即一个研究机构、一个思想上的超凡（charismatic）人物、一份宣言、一种新范式、学派研究工作的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对照此五个必要条件或特征来看，邵培仁教授无疑是浙江传播学学派的超凡人物或魅力型领导者、管理型学者。他在传播理论三部曲的研究历程中，就不断引领和凝聚起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继承和发扬了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求是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持续地传承下去。
（三）传扬声誉：在创新之路上树立品牌、增强自信
在研究与写作《华夏传播理论》的进程中，邵培仁教授单独或同姚景云合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阶段性成果的高水平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发表在诸如《新闻与传播研究》《浙江学刊》《浙江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高水平学术期刊上，有的还被《新华文摘》等摘编和全文转载，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密切热议，《华夏传播理论》还因此荣获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可见，华夏传播理论的建构，在一个完整的立项、研究、写作、出版周期之外，也还有后续的研究，形成阶段性论文陆续发表。这些高质量成果及其衍生论著可以说是集束式爆发，好似新创了一个华夏传播理论的学术品牌，增强了中华文化自信，从某种程度而言，可谓是增强了开创“中国式传播学”的学术自信。
同样，在研究与写作《亚洲传播理论》《全球传播愿景》的过程中，邵培仁学术团队及相关作者同样在许多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高水平论文，大多都被CSSCI收录，有的论文还发表在国外顶级刊物上，有些论文还在学术会议上发表和宣读；对邵培仁传播理论三部曲著作的评论共有16篇，其中发表在国外SSCI和A&HCI上书评是三篇，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口碑，其理论思想和观点也在国内外广为引用和传扬。
横向、纵向与竖向：中国式传播学的研究径路与学术境界
品读邵培仁传播理论三部曲，在某种程度上，恰似一次“读懂中国、读懂亚洲、读懂世界”的学术行旅。2022年11月12日，邵培仁教授在第三届新知论坛“媒介新生态：传播与未来”的开幕致辞中分享他多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心得体会，他也已在新出版的《媒介生态学新论》后记中正式提出，那就是学术要重视“三向结合”的研究取向，即纵向、横向、竖向三者有机结合。
以《华夏传播理论》《亚洲传播理论》《全球传播愿景》三部曲为例，其“纵向”之条贯，追根溯源，深挖文化之基因和脉络，讲究时间之长度；其“横向”之横通，无边无际，审视世界之历史和多元，追求空间之广度；其“竖向”之贯注，顶天立地，上下贯通，层级分明，上接理论之“天气”，下接实践之“地气”，追求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和深度。这三部曲的研究与写作，从整体上力求前后条贯、左右横通、上下贯注，三者有机融合、立体多层、互为补充、整体互动。邵培仁传播理论三部曲的学术研究取向，恰恰完全符合他自己所推崇的“三向结合”的要求。换言之，这也正是他在自身学术研究和带领学术团队、培养后辈学人的事业之中自觉做到的要求。他以“三向结合”为学术标杆，融通中外地完成了媒介理论三部曲、传播理论三部曲等一系列优秀学术成果。在笔者看来，“三向结合”还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国式传播学理论探索、如何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奋斗目标，还提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为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力推动中国式传播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时代机遇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中国式传播学将在此进程中，不断汲取中国文化精髓，融会贯通，创造出更多优秀理论成果，坚定自信优雅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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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传媒论坛》2023年第7期“本刊专稿”栏目《中国式传播学的创新性探索——品读邵培仁传播理论三部曲》，原文详见《传媒论坛》杂志2023年第7期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
作者简介：廖卫民,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全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闻学，新媒体，传播理论。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廖卫民.中国式传播学的创新性探索——品读邵培仁传播理论三部曲[J].传媒论坛,2023,6(07):3-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