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30岁生日的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收获了硕果满枝后，在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道路上吹响了新的号角。浙大社如何打造各类精品？怎样与浙江大学学科互动发展？如何与学者作者建立深厚感情？又怎样让编辑人尽其才？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近日在杭州对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进行了专访。
谈发展战略
“‘三化’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最后肯定是合一的，就剩下精品化了”
《中国新闻出版报》：浙江大学出版社提出了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战略，这是在什么背景下确立的？
鲁东明：“三化”是我社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的。其中，精品化是根本；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是我们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板块；国际化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很早就与施普林格等国际出版集团有合作。
但是，“三化”的内涵、外延是不断拓展的。当时讲“三化”，感觉是彼此独立的三个板块。但今天看来，“三化”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最后肯定是合一的，就剩下精品化了。特别是随着国家整体国力的提升，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定位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选题要国际化，作者的来源、受众都是国际化的。数字化以前是阳春白雪、锦上添花的事，现在已逐步成为一种出版必选形式。我认为，其实出版本身并没有决定其是什么形式。在古代，甲骨文、竹简是出版的形式，造纸术、印刷术发明后，也是做出版。数字化本身就是出版的一种形式，做选题时应该考虑这种媒体。
《中国新闻出版报》：大家都感受到数字化的汹涌浪潮对传统出版业的冲击，对此您怎么看？
鲁东明：大家都觉得，目前整个出版业危机感很强。如果把概念拓展，对出版重新理解，很多问题是不是都可以解决呢？我认为，通俗来讲，所谓出版，就是把人类有用的知识用一定的形式组织起来，以一定的介质、经过版权保护以后，让大众能够阅读。因此，出版本身和媒介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数字出版扩大了纸质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行业的用户群会越来越多，使用会越来越频繁。简单来说，每个人不会随身带着一本书，但都随身带着手机。数字化的本质是突破时空限制，表现出来的是产业链的延长和跨界。
不论从出版社层面，还是从行业层面，还是国家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层面，数字化都对人类文明产生很大的促进。数字出版只是出版的一种形式，这样一讲很多纠结的问题都解决了。任何行业碰到困难时，都要追根溯源。我们社对数字化给予极大热情，把它定位为战略。现在大家还没有完全理解数字化，我们就呈现在战略上，以后理解了就把它隐掉，只做精品，这需要一个过程。
谈打造精品
“把浙江大学的学科精品内涵吸收后，用普通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来出版。把我们想发的声音转化成外国人能接受的范式”
《中国新闻出版报》：请您介绍一下浙江大学出版社目前有哪些类别的图书，发展这些板块的思路又有什么不同。
鲁东明：浙江大学出版社目前做四类图书：学术、教材、大众、教辅。从学术出版来讲，如果做的是经典文献内容，今天出的书是100年以后要看的，如果是研究社会、自然学科的，必须要引领这几十年的发展，也就是说，做学术的精品，必须和这个学科的生命周期般配。如果做教材精品，则应该与国家教学改革相符合，在新一轮规划中，数字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教学改革的重点，而教育改革最核心就是从教材开始，这些都是与出版社连在一起的。
但不论哪类图书，本质都是要与所在领域互动发展。我认为，现在国家创意产业分为十多个行业，图书是最根本、原汁原味的东西，别的行业都可理解为图书出版的延伸物，沉淀下来的都是书。书就像是咖啡豆，别的行业产品或服务都是咖啡豆磨出来的，糖多放一点、糖少放一点，会调成各种口味的咖啡，但出书就是要出咖啡豆，咖啡豆就是精品。做精品都是有市场的，关键是以多少年来看这个市场，有的精品要放眼100年来看，有的只看一年，要以博大胸怀去看待精品。
《中国新闻出版报》：除了传统强项学术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发力大众图书板块，在这方面有何考虑？
鲁东明：我一直觉得，学术如果停在学术圈子里，它永远是学术，只有普通老百姓接受的学术才能更好发挥学术价值。我们除了做学术精品，也要把浙江大学及全社会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精品吸收后，用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来出版。
我们办大众分社，其实也是围绕着学术。除了做大众的大众书，在北京成立的启真馆定位在小众的大众书。还有一个准备成立的部门——艺术与人文事业部，做的是学术的人文书。总体说来，我们的人文社科、艺术人文，定位在稍小众的学术。再大众化一点，就是启真馆。再大众一点，就是大众分社，这些都是有机体。浙江大学出版社仍是一家小规模出版社，又是综合性的。要跟集团比、跟专业社比，必须内部打通，这也是我们的办社理念。
《中国新闻出版报》：对于国际化选题，浙江大学出版社有哪些构想？
鲁东明：目前浙大社还是引进的图书多，慢慢要将引进和输出平衡。国际化要从策划选题时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把我们想发的声音转化成外国人能接受的范式。最近我们要成立两个部门——国际合作与发展联络部、外语与国际文化事业部。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大国复兴，关键之一在于文化强大与文化输出。我们近期与新疆文物局合作，举办了丝绸之路新疆论坛。此外，与丝绸之路上的大省，如甘肃、陕西的文物局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文物入手抓根本，这些都是浙大社源源不断的资源。另一方面，学外语不是学外国人的语言，而是把中国文化输出去。我们最近在策划一套《中国学》，要向西方读者讲清楚中国五千年如何发展到今天，最近30多年为何飞速发展，以后会带着什么理念发展，大学出版社必须承担起这种使命。
谈服务学科
“出版社的工作重点要前移，不能有了成果才出版。做出版是做人的工作，要跟学者建立真正的感情”
《中国新闻出版报》：作为一家大学社，怎样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鲁东明：我来社里以后问过大家一句话，将来如果出版社不办了，学校是否会觉得惋惜，如果不惋惜她的存在价值就不大。
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学科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任务，但基础核心是学科建设。抓住这点，办大学出版社必须与学科互动、共同发展。我认为，出版社的工作重点要前移，不能有了成果才出版，当学校准备建学科时就要跟进，跟它一起成长。我相信，一个社会上的出版社是不会陪着学校的学科一起发展的，我问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编辑，能不能与三四十岁的学者共同成长，等他德高望重的时候，你也是德高望重的编辑。出版社要造就有能力、有声誉的人，这点要成为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浙江大学才离不开这样的出版社。
因此，浙江大学办出版社最根本的目的之一是服务学校的学科发展。浙江大学学科建到哪里，出版社就要做到哪里，这是基本出发点。不能因为没市场就不做，我们不仅做有能力的事情，同时做学校需要的事情；不仅做会的事情，同时做人家希望做的事情。如果我会做人家不希望，我就不做，人家需要我做我不会，我就去学，这是定位所决定的。我们要做的是小而全，表现出来要大而全，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
我们做好以后，也要向全国范围拓展，协同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文化机构共同发展。下围棋如果有两个眼，一个眼我们是做在学校里面，另外一个眼是做在社会上，这才是一盘活棋。如果单单做学校这个眼，是做不大的，单单做外面这个眼，就失去了根本，是做不活的。
《中国新闻出版报》：您能举个具体例子介绍一下怎样与学科和学者互动发展吗？
鲁东明：浙江大学要开办一个新学科——考古与艺术学科。一个学科的发展首先需要积聚大量资源，尤其是世界顶级的资源。我就会想办法搜集相关的资源，帮助作者寻找资源，把出版社的功能慢慢拓展。
举个例子讲，敦煌是全世界最大的墙上佛教艺术博物馆，记载着十六国前秦时期到元朝1000多年时间里整个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文化艺术结晶。而敦煌莫高窟共有492个存有壁画的洞窟，浙江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长期合作，第一期合作做60个洞窟，利用高保真手法采集，提供给学者研究。这就意味着与这个学科互动发展，帮学者整合了资源，学者研究出来再帮其出版。就好像浙大出版社提供咖啡豆，学者是磨咖啡的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跟学者共同成长。
《中国新闻出版报》：做这件事要付出很大成本，同时承担一定风险。
鲁东明：我一直认为，文化行业是不能发大财的，但是要以经营的思维方式去做文化行业。我们要允许成败，如果培养十个学者，有两个成功就可以了。做出版是做人的工作，要跟学者建立真正的感情，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绝对不是他出书我给钱，不是别人给他10%的版税，我给20%。如果这样的话，一些实力弱、支付版税低的出版社就不要办了。
这就好像他是个学者，我是个书童，我给他研墨、倒水、打扫卫生。他慢慢地也会对我有感情，他写出来的书会第一个给我看。我跟着他一辈子，书童也变成学者了。我对出版社的同事讲，你们是编辑，将来也要做学者。不想成为学者的编辑不是好编辑，真正有名的编辑都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谈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要抓大的项目，大的项目才有大的平台”
《中国新闻出版报》：刚才您也提到，您对编辑有很高的期望，那么，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举措？
鲁东明：人才培养要抓大的项目，大的项目才有大的平台。我希望把每个编辑放到一个平台上，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编辑为什么来这里，必须是他在别的地方干不成的事在这里可以办成，这就意味着我要给他建平台，发挥每个人的价值。
一个人能站得多高，关键在于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平台是一座山，他爬到了山顶，我的山矮矮的，他上了山顶也看不远。一个编辑与一个出版社是休戚相关的，一个平庸的出版社是不可能出高级编辑的。因此，要把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举个例子讲，我们目前在策划的《敦煌全集》就是一个大平台，编辑可以通过编这套书和全世界搞敦煌学的学者合作，只要他肯干就可能成才。我们制定十年规划，要把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出齐，如果全世界研究敦煌的学者感兴趣，我们的编辑就获得了全世界认可。
一个好的出版社，衡量编辑应该是一个球，而不是一条直线，更不是一个平面。必须站在他最优秀的角度去评价他，培养人关键是设置个性化、分层次的评价标准，为每个人提供平台、设置通道。习近平总书记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一个出版社、文化单位要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只能设置底线，不能设置上线，因为，办出版最终是办文化。（雷萌）
（15年4月15日 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