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人不仅仅要体现出“大学”二字的厚重和睿智，还需要立足于学术与经营之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取得可贵的平衡；且需要放眼世界，为出版事业带来海外的阵阵新风；更需要专注于探讨，对未来进行大胆的构思与设想。大学出版人都以默默笃行取得进步，最终产生惊人的成绩。
许多大学出版人都兼具学者与企业家这两种身份，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也不例外，除了是社长，他还是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院派 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社
在出任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之前，鲁东明曾经做过浙江大学人事处处长、图书馆馆长、信息中心主任，一直以来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当被问到是从何时到出版社来做社长，他很准确地说出——2014年5月16日。他也坦言，在此之前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出版社社长。
鲁东明谈到，在图书馆做馆长的时候，“学校图书馆每年都会买很多书，但有的书买回来其实没有人看。”说起这些书，鲁东明说，“每年买回来的图书有十几万册，有的买来以后就一直在‘sleeping’，所以我叫它们‘睡书’，‘睡书’并不是‘死书’，而是没有人去唤醒它。图书馆有密集书库，有的书放到密集书库时，我们发现都还没有人借过。那时候我就觉得市面上图书很多，但是有些真正需要的书却买不到。”
到了出版社，鲁东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出版受读者欢迎的书，怎样成为对浙江大学更具价值的出版社——这也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鲁东明说：“目标其实很明确，一直以来，浙江大学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浙江大学出版社就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战略也很明确，就是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在出版体系当中，大学社的功能和定位有着自己的特色，也有着独特的价值，就是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跟学校的工作做好对接，既是责任所需，也是发展基础。在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后，如何深化实施战略，更好、更快地达到目标，是鲁东明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鲁东明说：“一方面要将浙江大学的优势发挥足；同时，出版社要反哺和支撑学校的发展。随着前几年转企改制，大学出版社也开始企业化运作，我们其实还应该回头看看起点，大学出版的本质是什么，要做到不忘初心。
因此，他提出要跟学校加强学科互动，要跟学校同步发展。因为在他的心中，浙大社既是出版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是高水平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据了解，浙大社的“学术著作与期刊管理体制改革”已被纳入《浙江大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中，这个改革就是要促进与学校的学科互动。
行动派 专业化是精品化的基础
近年来，在出版业转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大学社都强调要做大规模，也都强调激发和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对员工个体进行考核。浙大社是全国大学社的缩影，不可能脱离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发展轨迹跟其他大学社一样，也在大力发展，不断扩大规模和码洋。当规模扩大了，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稳定规模，提高质量和品质。
就在这个转弯点上，鲁东明当了社长，因此他首先要考虑优化顶层设计和考核机制，从激发个体积极性，变成发挥集体的优势。鲁东明说：“浙大社是综合性出版社，既然形式是综合的，内涵也应该是综合的，这就要求我们内部要协同、要合作，把出版社做出特色来。”
2014年，鲁东明担任社长以来，出版社的调整分为两步，即从外围到核心。对于改革，鲁东明打了个有趣的比方：“一辆车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首先要检查一下螺丝是不是拧紧了，否则一脚踩下去，螺丝松掉，这就糟糕了。”
浙大社的调整就是从“拧螺丝”开始的，首先是加强质量管理和人力支撑，修订、完善一系列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并成立编校中心和质量检查部，为全面提高图书质量提供有力保证。
为提高“国际化”水平，浙大社在以前版贸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合作与发展联络部，人员从原来的1个扩充到了5个，并设立总监岗位负责工作开展。鲁东明认为，版贸只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方面，名称的改变是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人力资源部的成立，在鲁东明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也许与他做过人事处处长的经历有关。他说：“要发展，人是最关键的，人是最大的资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源。”
鲁东明认为，要实现精品化，首先要做到专业化。一个人什么都做，可能什么都做不精。想要做深、做细，就要专注和投入。
因此，鲁东明对编辑部门进行了调整。第一个成立的是教材出版中心，专注做教材出版。接下来，成立了社科出版中心和科技出版中心，专注社科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学术出版；成立了艺术出版中心，以国家级文化精品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为起点，增强对艺术史论的研究，并成立文创工作室，将艺术出版与文创结合在一起，希望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带动下，实现专业化，向文创产品辐射。
在此基础之上，浙大社开始实行个性化考核，为此，浙大社出台了一个文件——《完善浙江大学出版社员工职业发展环境的指导意见》。鲁东明说这是出版社的“宪法”，是他当社长期间，为员工发展制定的“宪法”和保障。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实施岗位分类管理，设置各岗位晋升通道。
鲁东明说：“一个人职业发展通道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今天肯定是在混日子。人都需要发展通道，有的人愿意走斜坡，就给他陡一点的通道，有的人喜欢在平地上走，可以给他平一点的通道；有的人喜欢拐来拐去，就给他山道走走。我们要个性化地为员工设计职业发展通道。”此外，浙大社还提出了“5153”人才队伍建设计划，要形成5位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领军人才，培养15位在专业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骨干人才，储备30位业绩优秀、能支撑出版社未来发展的青年人才。在鲁东明看来，如果员工愿意付出青春和努力，他就愿意投入精力和资金去培养。
务实派 做深做好做实
其实，对于浙大社的发展，鲁东明的愿望很朴实，那就是做到出版社离不开大学，大学离不开出版社。对于来到社里的一系列调整，鲁东明说这并不是他的创新，他只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做深、做好、做实，将浙大社的发展目标和战略突出和加强，确保目标能更快、更好地达到。
鲁东明说：“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发展目标和战略的内涵是在不断刷新的，外延是在不断扩展的，重要性和出发点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不能教条地去做，应该立足当下去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是什么，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是什么。对我来说，真正把内涵理解透彻，路径就会更好、更清晰。做到使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能够真正为目标服务，同时能够满足发展的需要。”
作为学者，鲁东明对学术的追求、对学术出版的认识都要更为深刻，在推出有创见的图书方面更为大胆和有远见，他不仅仅执着于学术，也总能在学术与商业中实现更好的平衡。
鲁东明是计算机专业出身，对学术显得非常务实。谈到学术出版，在他看来，好的学术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学术专著中的理念只有被大众认可和接受，才能变成社会的风尚，才能变成社会生产力，从而影响社会。他说：“就拿我的专业举例，好的计算机研究就必须得到应用，如果仅仅是论文发表了很多篇，技术却得不到应用，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系，好的研究成果一定要推出去，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更踏实。”
国际化一直以来就是浙大社发展的一大特色，浙大社很早就开始与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集团有了合作。近年来，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开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出版业肩负重要的使命。鲁东明说：“如果中国出版业要国际化，首先大学出版社要国际化；如果大学出版社要国际化，那么像浙大社这种名校办的出版社就要国际化。”
如果说以前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是“借船出海”，下一步浙大社就要“造船出海”了。在鲁东明看来，浙大社的国际化不只是为了提高出版社的产值，更重要的是让编辑开拓视野，将浙江大学的声誉通过出版社传到国外去。
目前，浙大社已经与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合作，建立了“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平台，把相关研究成果出版，通过图书的形式传播出去。在2015年8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浙大社举办了“‘一带一路’主题出版@北京”的活动，发布了《“一带一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阿里壁画：托林寺白殿》等出版成果。2015年年底又举办了“‘一带一路’主题出版@伊斯坦布尔”的活动，计划今年还将举办“‘一带一路’主题出版@雅加达”的活动。
思想派 出版业供给侧改革
出版业库存猛增，就是供给侧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就是国家鼓励企业要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而不是生产出来，鼓励老百姓去买。这是鲁东明对供给侧改革在出版业的理解。所以，浙大社的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的定位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简单地开办这两个板块。
大众出版应该是学术出版的延伸，大学社要将学术成果以大众能接受的方式表达出去。浙大社在主题出版方面做了很多文章，鲁东明说：“主题出版图书可能是各地人民社出版的多些，我觉得大学社也该做出贡献，因为大学出版社是有学术功底的，应该对这些内容做出新的诠释和延伸。”
身为大学教授，鲁东明发现现在的学生专业知识掌握得不错，但人文素养、处世之道有待提高。因此，他认为浙大社少儿出版的定位应该是为成长服务，带着高水平大学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促进少儿健康成长的先进理念来做少儿出版，这样才与大学出版社更加般配。
鲁东明还阐述了他对“出版前移”和“出版后移”的理解，他认为，出版是个生态圈，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了，这本书被其他学者阅读和研究之后，很可能会引发又一本书的出版。“以前做出版往往是有了成果就出版，现在要把出版前移到产生这个成果的过程当中去，把出版变成服务，让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出版。出版后，这本书如何让别人看到，如何体现作者的学术地位，这就是出版社的后端服务，即出版后移。”鲁东明解释说。
出版是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不能孤立地做出版。在鲁东明看来，浙大社是资源型的出版社，只有通过广泛合作才能做大。他说：“广泛合作就需要打通各个资源环节，把出版社主动放到学术产业链中，在产业链中，出版社就是一种资源。也许很多东西对出版社自身来说不是资源，但是放到环境中就是一种资源。比如植物排出的氧气，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种资源。”
对于媒体融合，鲁东明认为，要回归到出版的本源来看待这个问题，融合与否其实是方法。媒体融合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管是纸质出版还是数字出版，本来是融合的，现在很多时候被人为地割裂了。他说：“融合与否是不同需求造成的，如果需要两种同时表达，那就融；如果不要两种表达，那就不要融。有些适合数字出版就先数字出版，有些适合纸质出版就纸质出版，这是规律本身所决定的。比如，能最直观地报道新闻现场的，肯定是电视；要仔细品读新闻肯定是通过报纸；要实现及时播报则首选网络媒体。”
幽默派 曲高却不和寡
鲁东明很喜欢举例子，这一点出版社的员工深有体会，每次开会，员工都能感受到他的幽默。在整个采访中，一个问题经过他的举例回答，让记者理解起来非常容易，也使得整个采访过程显得非常轻松愉快。
对于近两年来所做的改革，他坦言，到了出版社之后，一直在谨慎地调整方向，统一思想，稳扎稳打，可能发展并不是很快，但都是为了积蓄力量。今年，鲁东明开始跟员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了高速路口了，前面的路就需要大家加大油门了。”
鲁东明非常重视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板块。在他看来，出版也是个生态圈。就像公园需要有草地、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和生态圈。做出版也是一样，做学术出版是大学社的本分，做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则是为了转变思维方式。鲁东明说：“如果出版社只按一种思维方式运作是要锈掉的，这就跟吃饭一样，要荤素搭配。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充分的板块。我们要通过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深入市场。”
一年前，鲁东明曾把书比喻为咖啡豆，在他看来，文化的结晶就是图书，图书是原汁原味的东西。而文化行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咖啡豆”磨出来的，糖多放一点、少放一点，会调成各种口味的咖啡。目前，浙大社已经成立了杭州一源数字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这成为浙大社文化跨界的桥头堡。
对于浙大社数字化方面取得的成绩，鲁东明说道：“这两年出版社都在不断转型，环境与前几年不一样了。浙大社数字化的可持续竞争能力还需要不断加强，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传统就是创新抓机会，接下来还需要不断创新抓机会。”
“十三五”时期是浙大社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版社的攻坚时期。浙大社制订的“十三五”规划积极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和浙江大学“六高强校”战略，以培养优势产品线为抓手，打造浙大社的出版品牌，使得浙大社能够走在大学社前列，在出版行业中不断进步。对于浙大社的未来，鲁东明满怀信心，他笑了笑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盛娟）